洛川会议旧址,真的有

时间:2020-12-19 15:47:09 历史典故素材

第一篇:《洛川会议,遵义会议,古田会议,瓦窑堡会议,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举行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等项决议案。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西子长县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由日本侵华引起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洛川会议是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第二篇:《洛川会议是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

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是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战局变化急剧。日本侵略军于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在华北的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展开新的战略进攻。但是,国民政府在日军大规模战略进攻面前,仍不愿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

在此紧迫的形势下,为推动全国抗战的顺利发展,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周昆等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共23人出席的中

[1]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1]

主要内容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关于军事问题。报告指出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变为分散使用的游击军和游击战。他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创建根据地。(2)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他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的目的,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区发展。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报告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红军的活动,只能由我们自己决定。[1]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认真地进行了讨论。许多同志都发了言,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精神,拥护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少数人有一些不同意见:(1)关于出兵的时间问题。有人认为,现在战局很严重,应该早出兵,对我们政治影响好。这种意见虽有一定道理,但是却忽视蒋介石借日军之手消灭异己的用心。(2)关于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问题。有人主张,把军队全部开到前线,陕甘宁边区不留兵。这种主张对蒋介石袭击我军后方的阴谋警惕不足。(3)关于作战方针问题。有人主张,红军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这种主张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认识不足。(4)关于对国民党的估计问题。有人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作用,而对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认识不足。[1]

张闻天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说明全国性的抗战已经开始,从此进入了抗战的

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他着重指出:我们的总方针是要将已经开始的全国性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并从中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统一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1]

张闻天在补充报告和发言中,对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阐述和发挥。周恩来报告了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南京政府的国防外交等情况。

川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会议作了总结,回答了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一定要实行党对抗战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反对妥协退让、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总结。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此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正确地分析了抗战爆发后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党的中心任务。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决定》分析了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实质和危害,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决定》指出:"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所以,在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1]

《决定》强调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和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对国民党要保持警惕性,红军的活动主要由共产党决定。《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1]

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强调党的工作重心是战区和敌后;决定以减租减息政策作为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健全了中央军委。军委成员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军委副主席。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了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1]

会议根据红军担负的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以及红军必须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红军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是客观形势的需要。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军;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这样才能同敌情、友情、我情以及任务相符合。这一军事战略转变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而且极大地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着中国民族解放的命运。[1]

洛川会议内容总结

一,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二,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四,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五,八路军的具体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会议在基本原则一致的前提下,对八路军出兵的时机、数量及陕甘宁留兵多少、红军作战形式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主席、副主席)。

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洛川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11人组成。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

历史意义重大转折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规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确立原则

这次会议指出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确立了我军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道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指明了方向。[1]

第三篇:《洛川会议》{洛川会议旧址,真的有}.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洛川县城北10公里处的红军指挥部驻地冯家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彭德怀、张国焘,部分红军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肖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等22人参加了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

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

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

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洛川会议旧址内景

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11人组成。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确立了我军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道路。

第四篇:《革命旧址》{洛川会议旧址,真的有}.

第五篇:《洛川近代史》

洛川县位于中国陕西省中部。延安市南部。(东经109°13′14〞-109°45′47〞,北纬35°26′29〞-36°04′12〞。总面积1886平方千米。总人口20万人,1990年人口17.61万,汉族为主。秦、汉置鄜县,魏、晋匈奴入据,后秦姚苌建初八年(393)划鄜县北部置洛川县,因境内洛水得名。后几经迁治,县名沿用至今。中文名称:洛川县地理位置:陕西省中部,延安市南部

行政区类别:县面积:1886平方千米

所属地区:陕西省延安市人口:20万人

下辖地区:辖7个镇、9个乡气候条件: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

政府驻地:凤栖镇候

电话区号:0911著名景点:洛川会议旧址等

邮政区码:727400代码:610629

拼音:LuochuanXian

洛水。即今河南省洛河。三国魏曹植《洛神赋》:“容与乎阳林,流沔乎洛川。”南朝宋鲍照《拟古》诗之四:“日夕登城隅,周回视洛川。”唐武平一《杂曲歌辞·妾薄命》:“洛川昔云汉高祖元年(公元206年)始置鹿县。后秦姚苌建初八年(公元388年)分鹿县北部设洛川县,因洛河水穿境而过故名。

洛川县辖5个镇、14个乡:凤栖镇、旧县镇、交口河镇、老庙镇、土基镇、菩堤乡、黄章乡、洪福梁乡、永乡乡、后子头乡、京兆乡、杨舒乡、槐柏乡、石泉乡、武石乡、秦关乡、百益乡、石头乡、朱牛乡。

2000年,洛川县辖6个镇、13个乡。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县总人口200573人,其中各乡镇人口(人):凤栖镇21060旧县镇13148老庙镇13422土基镇9537交口河镇10083石头镇11717菩堤乡6050洪福粱乡2231黄章乡8524永乡乡13257后子头乡21115京兆乡6158杨舒乡14824槐柏乡12141石泉乡5494武石乡4476秦关乡9731百益乡7739朱牛乡9866。

洛川县洛川在中国西部延安以南,历史悠久,“秦开仟佰,汉主限田,后秦建置”,黄河中下游早开发区之一,中国革命的摇篮之属。

地处北纬35°-36°,东经109°,土地广阔平坦、肥沃,塬面平均海拔1100米,黄土层厚80-140米,年均气温9.2℃,昼夜温差12.8℃,降雨量620毫米,日照2525小时,日照率达58%,是国内外专家公认的世界最佳苹果优生区,是国家生态建设示范试点县,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县,近日被国家农业部确定为小型公益设施建设项目县。1974年被国家外贸部特定为苹果外销基地县。1994年被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确定为无毒矮化和水果多样化栽培示范区。洛川县是世界最佳苹果优生区和中国苹果优生区的核心地带,迄今已有50多年的苹果栽培历史,为陕西苹果的发源地。洛川苹果以其“个大、色艳、细脆香甜,耐贮藏,无污染”六大特点享誉外。

洛川县历史悠久

洛川历史悠久,原始社会即有人类活动踪迹,发现100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汉高祖元年(公元206年)始置县。后秦姚苌建初八年(公元388年)分县北部设洛川县,因洛河水穿境而过故名。“秦开阡陌,汉主限田”,洛川是黄河流域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塬面开阔,土层深厚,日照充足,雨热同季,昼夜温差大,具有发展农业的得天独厚优势。洛川历史悠久,人文资源较为丰富。举世罕见的黄土奇观,黑木沟黄土地质遗址被科学家称为研究黄土高原形成的“历史年轮”,已被国家命名为“黄土地质公园”。文物古迹丰富,先秦万凤塔历经千年风雨仍巍然屹立,东汉征西大将军驻节处“汉武望仙台”依稀可辨,明朝进士刘琦墓被后人整修。特别是1937年党中央这里召开的“洛川会议”,制订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民间艺术源远流长,有剪纸、刺绣、面花、皮影、蹩鼓等,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民间艺术之乡”。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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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成的黄土地质博物馆揭牌。这是继西安翠华山、宜川黄河壶口瀑布之后,陕西省第3个国家级地质公园。该公园总面积8.2平方公里,共划分五个景区,分别是黄土地质遗迹生态环境保护区、黄土地质景观旅游区、苹果园观光区、管理服务展览区和黄土情旅游度假村。其中,面积为

2.6平方公里的黄土地质景观游览区,最具科研和观赏价值,黑木沟最具代表性。黑木沟长7000米,沟谷中部宽约1100米,深140米,两侧为裸露黄土塬。黄土剖面出露清楚、地层连续完整,沟内黄土垂直节理发育,直立性好,谷坡陡峻。受重力、地表水和地下水地质作用,形成了独特奇异的“黄土喀斯特”地貌景观。沟内黄土滑坡、黄土悬沟、黄土落水洞、黄土桥、黄土柱、黄土墙等黄土微观地貌景观丰富,鬼斧神工、气势恢宏。据国土奖资源部有关人士介绍,目前国内共有8个世界级地质公园、85个国家级地质公园,其中洛川黄土地质公园是中国惟一的国家级黄土地质公园,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万风塔:建于宋代,共13层,高约40余米,位于县南土基镇城村,距县城40公里。

洛川会议旧址

位于县城北10公里冯家村。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保存室、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室和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旧居,建有洛川会议纪念馆。

风土人情

洛川地处陕北高塬与关中平原交结地带,两地风俗兼收并蓄,地方特色鲜明。洛川民俗博物馆浓缩了经济活动、岁时节日、家庭庆典、日常生活、家庭祭祀等民俗活动场景,还辟有古代社会生活展厅,展出古代历史文物和清代全堂《水陆画》等。

民间艺术洛川民间艺术源远流长,有剪纸、刺绣、面花、皮影和独创的工艺品毛麻绣,曾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画乡“,作品曾在法、德、日、美等国展出并被收藏。皮影曾赴法国访问演出。还有洛川蹩鼓,古风古韵,气势磅礴,享誉国内外.洛川民俗博物馆坐落在洛川县凤栖镇210国道旁。占地4亩,拥有3个展室,陈列面积近600平方米,是陕西省第一座民俗馆。1994年9月16日正式开馆。著名学者、民俗学家钟敬之题写了馆名。博物馆建筑采用清代洛川传统的四合院形式。正门前蹲踞一对雍正—卜三年(公元1735年)的铁狮子,两侧大红灯笼高高挂,院内既有陕北常见的窑洞,又有关中农村的瓦房,体现出关中与陕北接合地带民居特色。房屋外部运用民间木雕、石雕、砖雕等工艺装饰了各种民俗吉祥图案。整个建筑古色古香,典雅别致。民俗博物馆辟有洛川简史和洛川民俗两大展区。洛川简史以馆藏文物为主,系统地反映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洛川地区的历史脉络。其中有历年来洛川出土的玉斧、石斧、石刀、红陶罐、盆、鬲和秦汉时代的茧形壶、汉代的釉陶罐及唐绘彩罐、明清瓷器等。1979年出土于洛川土基镇的燕王职剑,剑铭“燕王职作武业期错剑”,填补了陕西秦地燕国器物的空白。清康熙年间洛川兴平寺“水陆道场图轴”62幅,商7.5米,宽1米,绘有诸佛菩萨、诸天神星辰、地府狱主、修罗主判、无主孤魂、亡灵等形象,为作水陆斋法令所用,其规模之大,为省内罕见,曾在北京、西安等地